辛亥革命中的文山历史风云

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，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里程碑。在这洪流中，文山人民并没有落伍，余树松、张启炽、旃桂荣、罗蒸云等革命烈士，即是当时的代表人物。他们顺应时代潮流，竖起反抗清政府、拥护共和的旗帜，打响文山城武装起义的第一枪。

余树松，清末文山城文人名士，出生在一个富有而开明的家庭。他学识渊博，志向远大，曾留学日本，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潮影响很深。1902年，他与名士张宝善在五夫子祠筹办文山高等学堂，为1915年办文山、西畴、马关、屏边4县联合中学以及后来的省立开广中学打下了基础，他在文山文化教育史上是功不可没的。

旃桂荣，蒙古族，家庭富裕，其人知书达理，在文山城有较高的声望。

张启炽，旃桂荣的舅父，学识颇丰，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，早就有推翻清政府、振兴中华的志向。

罗蒸云，文山卧打期人（今卧龙村），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，在唐继尧军队中任中校副官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，首先在武昌打响第一枪。10月30日，唐继尧、蔡锷、李根源、罗佩金等在昆明起义成功，赶走清朝总督李经羲。但当时全省各州府形势并不明朗，如时任开化总兵夏文炳就拥兵自重，使唐继尧等人忧心忡忡。如果得不到全省革命志士及地方武装的响应支持，成败难以估量。

当时，清政府在云南有四大镇兵力，其中昆明新军十九镇，共有六十多营兵力。辛亥革命时期，云南先驱如唐继尧、蔡锷、李根源、罗佩金等人即在军中任职。1911年重阳节那天发起的重九起义，就是由十九镇广大官兵发起的。

云南兵力第二强的就是滇东南开化镇，统领夏文炳，字豹伯，广西邕州人。统领巡防军四十多营，管辖着相当于现在的文山州、红河州、西双版纳州广大地区及漫长边境线。

唐继尧首先看重的就是文山，之前即派其弟唐继禹联络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官罗蒸云，唐继禹带领哥老会成员吴震南、田金彪、王铸英来文山开展革命工作。当时军队大多被哥老会控制，开化镇统领夏文炳也是哥老会的头目。

罗蒸云等人来到开化镇后，通过哥老会这条渠道，打入文山镇署内进行活动，争取到了夏文炳身边的亲信杨秀廷、肖金山，这两人也是哥老会的头目。通过他们伺机做夏文炳的工作，说服他倒向革命党人一边。但夏文炳是个老奸巨猾的人，史书记载上都形容他“阴怀首鼠”投机革命，拥重兵抗拒。

唐继尧对文山有两手盘算，除了做夏文炳的工作之外，又另有一手。他派弟弟唐继禹到文山活动，其目的就是联络以前相识的故友余树松。通过余树松，又联络了旃桂荣、张启炽等革命志士，伺机起义。

当时的开化知府叫石家铭，他是地方上最高文职长官，手中无兵权，权势远不如掌握兵权的夏文炳。他眼看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便几次去见夏文炳，请求派兵保卫府衙内银库、粮库、盐库等重要部门，但夏文炳根本瞧不起他，不理不睬。

正在石家铭无计可施之际，余树松等人乘机为他出主意，鼓动他招兵买马，自已成立一支队伍。由于余树松等人三番五次劝说，石家铭终于动了念头，决定组建自己的武装，号称第八营。并委任余树松为管带（相当于营长），旃桂荣为哨长（统领百人的长官，相当于连长）。

旃桂荣不计较官职大小，为第八营的建立到处奔走运动，几乎把全部家产消耗在筹备队伍上，这种高尚品德值得后人钦佩。第八营的建立，鼓舞了文山众多革命志士的斗志，认为自己掌握了武装，是取得起义成功的重要筹码。

该营驻地在文山城内财神庙（州公安局旧址），因仓促组建，兵源成分很复杂，加之没有正规教官训练，可想而知这支部队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。

第八营建立后，余树松等人就不断做州官石家铭的工作，希望他带头起义，但石家铭也是首鼠两端，不敢贸然答应。

夏文炳当时的兵力虽有四十多营，但大多在文山、红河、西双版纳边界线上驻防，文山城实际只有两个营的兵力。他的亲信第一营驻镇台衙门内（文山军分区旧址），另有第九营一部分驻今大兴寺；一部分驻万寿宫（即今州幼儿园）。余树松等人审时度势，认定夏文炳不但争取不了，反而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，就决定提前起义。

1911年11月6日，通过内线获得夏文炳兵营发出的夜巡口令为“公安”这一重要情报后，当天午夜，第八营及第九营部分官兵，在文山城发动起义。

他们做了较周密的部署，余树松带领一部分人马假装围攻镇台衙门，在外面用煤油桶大放炮仗，朝天开枪，造成兵马很多的声势，企图把第一营的官兵引出来，在镇台衙门外埋伏消灭。

起义军的另一支人马由张启炽率领，攻打府署衙门。石家铭听到墙外枪炮声震耳欲聋，吓得张皇失措，慌忙命令保护府衙的李哨官率50名府兵抵御。双方僵持一夜，但府衙兵力弱，又无外援，不久起义军人马攻入府衙内。石家铭见势不可挡，便躲藏在一间小屋内，服药自杀，李哨官也跟着自杀在石家铭身旁。

起义眼看就要成功，谁知人算不如天算。起义军中的第九营，本来成分就很复杂，大多是兵痞、流氓，有革命斗志的人不多。正在要取得胜利的节骨眼上，军中传出谣言：“胜利了要被解散回家。”顿时军心溃散，军纪混乱，士兵四处逃窜。有一些兵士就跑到威远街向各商铺敲诈勒索金银财物，进而公开抢劫，闹得大、小西门一带鸡犬不宁，形势非常混乱。

消息传到已攻占府衙的第八营，第八营士兵也跟着哄抢府衙里的银库、盐库、粮库等。余树松、张启炽等人急忙严厉禁止，甚至鸣枪弹压，但无济于事。夏文炳的亲军第一营获得此消息后也乘机大肆抢劫。

这是文山城历史上最富戏剧性、最悲壮的一夜。这一夜老奸巨猾的夏文炳是怎样度过的呢？毕竟是经过风雨、见多识广的人，他听到围攻镇台衙门的枪炮声后，镇定自若，毫不慌张，命令官兵把守好各个门户，不准轻举妄动。他的老谋深算，让余树松等人企图引蛇出洞、埋伏歼灭的计谋落空。到下半夜，手段凶狠毒辣的夏文炳，就把打入镇署衙门内部但其实早被他控制的吴震南、田金彪、王铸英3人抓来杀掉，只有罗蒸云逃脱。

当外面传来官兵大肆抢劫、全城混乱的消息时，夏文炳大喜过望，认为时机已到，天一大亮便命令精锐之师倾巢出动，以镇压抢劫商号叛军为名，全力镇压第八营官兵，只要在街上抓到，立即就地枪决。

起义的官兵，有的逃回财神庙宿营地，一营官兵破门而入，躲在里面的80多人全部被枪杀。在夏文炳授权下，他的部下杀红了眼，那三天内满城大肆搜捕，只要是八营的官兵及其亲属，抓着就拉到镇台衙门前枪决。

“叛军”被清剿后的第三天，夏文炳命令20多个农民，从山上砍下一棵四丈长的松树，竖立在镇台衙门前，上面挂着“保境安民”的旗帜，以示安抚全城老百姓。但夏文炳政治态度仍是暧昧不明，到底是保清还是跟孙中山走，模棱两可。果不其然，北京清政府为了挽救快要灭亡的命运，无奈中请出了在“洹水垂钓”的袁世凯，担任内阁总理大臣。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大权，袁世凯以钦差大臣、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，发号施令，向武昌的起义军进攻。许多像夏文炳之流，幻想清朝复辟的顽固派、投机分子听到这个消息，非常高兴，认为清朝江山已经卷土重来。

此时，手上沾满无数革命党人鲜血的夏文炳越发得势，每天头戴红顶花翎、身穿清朝服，耀武扬威地高坐在文山镇台衙门。

但此时他内心非常恐惧，因为他曾经通过亲信杨秀廷、肖金山与革命党人吴震南、田金彪、王铸英、罗蒸云等人暗中商谈过反清起义之事，他怕清朝复辟后杨秀廷、肖金山暴露其内幕，即秘密指使他人将肖金山刺杀于文山城内大坝子。过了几天，又诬陷杨秀廷是杀肖金山的凶手，把杨抓捕归案，不经审问就枪决了。

清政府在革命洪流下结束了使命，辛亥革命起义宣告成功。镇压革命党人的刽子手夏文炳马上摇身一变，成了起义将领，仍掌握开化镇兵权。直到1912年末，省督派西畴人林开武来接管开化兵权，夏文炳才在搜刮了文山人民许多血脂血膏后，风风光光地离开了文山。他始终没有受到公正的惩处。

革命后，4位革命党人的命运又是如何呢？余树松当晚见军纪涣散、溃不成军，深感大势已去，长叹一声，悄然逃离。他逃到了马关八寨马帮袁老板家躲藏了一段时间。史料记载也模糊不清，一种说法是余树松想逃往国外，但到河口被抓，被押解到昆明枪杀；另一种说法是他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，本准备去找唐继尧，结果唐兄弟俩都到贵州平息叛乱去了。因为他在文山开展革命工作，完全与唐继尧兄弟单线联系，其他人并不知情，当时夏文炳仍掌握开化镇兵权，省府仍畏惧于夏文炳，仅凭夏文炳一纸电文，诬告余树松是叛军头目，省府掌权人草率行事，未作详细调查，就把余树松抓来枪决。

旃桂荣、张启炽舅甥两人，认为自己是光明磊落的革命行动，又是文山城内有声望、有社会地位的绅士，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，就在家里闲居。可当时的省府政权初建，鱼龙混杂，办事效率低，加之唐继尧在贵州平叛剿逆，不在昆明，省府要人又仅凭夏文炳诬告之词，也不深究，就批准将旃桂荣、张启炽从家中哄骗出来，抓起来枪杀于文山北郊田坝心。

罗蒸云逃脱后，几经躲避，辗转逃到昆明，在唐继尧军队中任中校副官，后来在贵州平定叛乱中牺牲。

1915年，经余、旃、张3家亲戚朋友不断上下奔走，向省府喊冤申诉，加之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的文山人陈价再三催办，从贵州平叛回昆明的唐继尧已清楚文山发生的事件真相，便报请中华民国总统府核准，为冤枉而死的6人平反昭雪。

云南省府追认余树松、张启炽、旃桂荣3人为革命烈士，文山县召开全城追悼大会，由时任文山县知事的李清华主持公祭，并宣读了他写的祭文。会后将3位烈士的牌位请入文山忠烈祠永作春秋祭奠，其中余树松遗体被安葬于昆明圆通山，唐继尧专门为3位烈士撰写墓志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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